有助于我们理解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
本文摘要:中国人民银行作为金融主管机关,在股份制和股票公开发行试点政策方面强调在国家综合信贷计划的总盘内确定股票公开发行的额度,然后在此额度内再确定股份制试点企业,进行公开发行股票的试点。试点范围先在上海、深圳、广东、福建和厦门,然后逐步扩大到其他

中国人民银行作为金融主管机关,在股份制和股票公开发行试点政策方面强调在国家综合信贷计划的总盘内确定股票公开发行的额度,然后在此额度内再确定股份制试点企业,进行公开发行股票的试点。试点范围先在上海、深圳、广东、福建和厦门,然后逐步扩大到其他省、市。同时,强调按比较规范的股票公开发行程序进行股票发行,要求各地人民银行分行,尤其是上海、深圳两地的人民银行分行起草好地方性的股份制和股票发行办法后稳妥试点,在中央没有明确股份制和股票市场试点政策之前,股票流通市场试点只限于上海、深圳两地。很显然,在当时“股票热”的背景下,这种试点步伐是难以满足各地股份制改革要求的。因此,有的地方省市相关负责同志就抱怨“上海、深圳喝汤,我们连骨头都啃不上”,认为股票公开发行管得过死。有些地方和部门希望股份制试点的步伐快一点,没有额度怎么办?他们就提出了内部职工持股的股份制试点,依据是国外有公开发行股票不上市的股份公司,也不需要经证券主管机关注册或审批。此办法一出,一下子就突破了股票公开发行额度的限制,各地的股份制试点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市场一度出现混乱。四川有名的红庙子股票交易市场,就是当时股票内部发行后,擅自进行股票交易情况的反映。(1)1986~1989年为第一阶段。这段时间,全国各地处于观望状态,除上海、深圳进行股份制试点范围稍大一些外,其他省市只是选择很少量的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而且多数为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1989年年初,国家体改委、国务院生产办和国家经贸委三部委牵头开始起草股份制试点规范意见,这掀起一拨股份制试点热潮,各地方人民政府开始选择国营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2)1990~1992年为第二阶段。这是因为经过多年的发展,大家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没有改变,上海、深圳的股票市场试点仍在继续。同志在1992年发表了重要的南方谈话,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受老人家讲话的鼓舞,我国掀起了第二拨企业股份制试点的热潮。但这个时期的股份制和股票发行还是非常不规范的。一是我国当时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无论是国务院,还是地方政府都没有股份制制度方面的立法,企业的股份制尚属于试点观察阶段,企业资产也未进行折股。因此,当时说是搞了股份制的试点企业,其实并没有真正进行股份制改造。二是当时发行的股票既保底又分红,入股者既可以获得同期银行存款利息的保障,还可以按股分红,债务证券与权益证券的特征混淆。三是股票按面额发行,没有实行一元一股,股票面值与发行价值没有差异。四是股票规定了偿还期限,通常为5年期。五是股票发行没有严格的招股说明书和必要的信息披露。改革开放后,在我国推动股份制试点除必要的理论呼吁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具体实施推进。我国长期实行以公有制为特点的计划经济,一下子搞股份制缺乏相应的办法和制度规定,究竟该怎样起步,成为股份制和股票市场改革的突出问题。当时国家体改委负责协调国务院各个部门制定了股份公司的规章制度。股票操作亮点总体上来讲,我国的股份制和股票市场的法律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股票发行无法可依。最初我国的股票发行和股份制改造,是自下而上进行的,应该说在1985~1990年这段时间内,整个股票市场的股票发行还处于非常混乱的状态,主要由各个地方政府发布通知,各自擅自审批进行股票发行,基本没有统一的股票发行立法。后来,各种股票发行越来越多,国务院赋予中国人民银行管理权限,通过管理非法集资或乱集资活动,相应管理股票发行和其他各种证券发行,并作为金融管理的一项内容进行立法或制定规章。这最早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一是央行总行根据国务院批准的《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在修改条例的过程中,增加了股票发行的相关要求和规定;二是由央行各地分行在得到各地省人民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发布本地区股票发行和股份制管理规定。所以说早期的立法主要是就规范股票发行方面的立法,当时的法律规定也比较简单。当时的立法主要是对股票的基本特性进行了规范。一是一定要实行股份制的企业才能发行股票,不能国有企业不改制直接发行股票。这是当时在立法上的一个重要的规范。二是强调股票的发行一定要经过审批,也就是说要经过相关的信息披露,不能什么企业都可以向社会乱发股票。如果公开发行股票,必须有严格的额度控制,一定要经过主管部门的审批。三是规范了当时股票的形式,要求股票必须具有面值,不能保本保息,不能保分红,因为之前发行的很多股票都是保本、保息、保分红。这一阶段的立法立规都是应急性质的,主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各地的省市分行颁布了相应的股票发行和交易方面的有关规定。第二个阶段,股份制试点开始出现热潮,需要对股份公司进行立法。这个阶段,国家体改委起草了《股份公司规范意见》和《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现在回忆起来,这两个规范意见在我国股份制和股票市场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当时我国只有国有企业,并没有股份制企业,更没有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概念,所以,在我国搞股份制或者搞股票发行,理论上探讨可以,实际操作的时候,缺乏相应的制度规定。而如果没有一系列的配套政策,股份制试点虽然自发起来了也容易胎死腹中。比如从公司的注册形式看,当时国家工商局没有股份公司的注册栏目,如果国家工商局不给注册,我国就不可能有合法的股份公司存在,这就需要国家工商局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再比如从国有资产的管理来讲,那个时候财政部和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是国有企业的管理部门,都是以财政拨款和企业财务管理的方式对国营企业进行行政管理,没有国有控股股份公司的相关管理政策,也就是说在当时我国的企业结构和经济管理结构中本身就没有股份制、股份公司的形式。如果这些部门不制定相应的规定和管理办法,企业股份制和股票市场也是搞不起来的。国家体改委关于股份制改革制度的“黄皮书”比较全面地记载了当时我国推行股份制改革的政策规定。“黄皮书”主要包括国家体改委在1992年2月制定的《关于股份制企业组建和试点的规范意见》以及10个附件,明确了当时在我国发展股份制和股份公司的具体政策规定,包括股份有限公司的试点规范、有限责任公司的试点规范、股份制试点企业财务管理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股份制试点企业的会计制度、股份制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股份制企业审计办法、股份制企业登记管理暂行规定、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劳动工资管理的办法、关于股份制企业试点有关征税问题的暂行规定、关于股份制试点企业物资供应和产品销售的意见。不难看出,这10个附件从国民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的角度,对我国的股份制和股份制试点进行了规范,在一些重大政策问题上有了突破。一是明确了企业制度改革中国营企业承包制与股份制的本质区别,强调了国营企业和其他经济形式的股份制改革,必须进行股份制规范,打破了国营企业不能搞股份制的“禁区”。关于国有资产能否折股及其国有股权的管理问题,就属于我国到底能不能搞股份制、应该如何搞股份制的关键问题,当时财政部和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国营企业改制的政策规定为建立股份公司制度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也为建立股权明晰的股份制迈出了关键一步。当时财政部和国有资产管理局规定,国营企业实行股份制必须进行企业资产评估,按照评估后的净资产值的70%进行折股,这样可以把过去无形的、没有数量化的企业资产转化成股份资产,在股权管理上明晰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这打开了国营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大门,对我国股份制和股票市场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70多年前,这个星球上极为聪明和智慧的头脑,时常聚集在纽约比克曼酒店,讨论后工业时代层次的科学问题,其中包括冯·诺伊曼、图灵、维纳和香农等人。在一次讨论中作为信息史上划时代的杰出人物香农指出,信息的意义就在于消除对未知世界的不确定性,建立新时代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从20世纪中期开始,信息成为衡量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简单而直接的指标,深刻影响和决定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能够说得出来的对人类产生巨大影响的发明创造,一大半都和信息有关,包括电报、电话、电影、无线电、大众传媒、计算机、移动通信、卫星技术、互联网等。可以讲,信息技术的发展历史,就是半部技术和商业进步的历史。 本书将信息的发展史分为自发和自觉两个阶段,对信息发展脉络进行了详细地梳理,为我们了解信息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框架和视角。 理解信息不仅有助于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进行有效决策,也。同时,书中讲述的成功的人、成功的做事方法,也能够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发,让大家能够获得可重复性的成功和可迭加式的进步。